“比如，‘萨班斯法案’出台后所有CFO都会感觉压力很大，挑战很大。新财务准则出来后，CFO 也需要不断的培训、学习和交流。此外，外企的财务和业务部门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就使得CFO 不仅要应对财务上的变革，更必须实时更新对业务知识的学习。”

　　此外，“透明”也是很多被访的CFO 表示对外企更加信任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外企一般职责分工明确，上级的期望也很明确，管理架构、工作范围、目标、报酬大部分都比较清晰，对谁负责、对什么事情负责很清楚。

　　“工作环境的意义不仅在于外在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工作的发展潜力以及你在和什么人一起工作。这还可能跟你接触的客户有关，如果你的客户都是500强，供应商也是500强，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郑伟分析道，“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有办公室的地方就有办公室政治。但是，一般在外企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是可以跟老板叫板而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从专业角度出发，尽经理人的职责，而不是为了挑战他的权威。这也是‘人治’和‘体制’是最大的区别。”

　　此外，由于财务的特殊职业需要，不少外企CFO认为“在跨国公司做财务会比较安全”，财务丑闻虽然不分国界、不分企业性质，但与现阶段内地企业发展的状况相比，在外企遭遇来自老板出于“企业发展需要”而造成和会计师职业操守间的冲突的情况一般很少。这一点，很多外企CFO都会或明或暗的提及这种由于不规范带来的“职业风险”的担忧。

　　同时，外企中普遍存在的工作与生活的严格分界线，也是身处其中的CFO难以割舍的隐性职场收益，毕竟在企业家自己都没日没夜地工作的民营企业，高管们往往被迫形成了工作生活一体化的不良局面。“有时候你必须在看得见的‘安稳’的前程和充满不确定性但更令人热血喷张的未来中选择。”此语一举击中了众多徘徊在诸多猎头机会之中的外企CFO们的软肋。

　　在职场江湖中自由“通关”

　　不过，尽管外企的规范锻造出的经理人“职业化”素质是广泛被认同的，但是正如闵卫红所说的那样，“外企出身的人相对于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更加墨守成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比较低。”

　　来自猎头机构的实践表明，虽然目前正值外企CFO“逆流”民企的高峰期，但是“再回流”的故事也已经几乎同步上演，“IPO后CFO的价值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而你和原来企业中团队的理念冲突会在日常管理中逐渐暴露出来，并不是所有的磨合都会成功，双方一旦感觉实在适应不了，就会劳燕分飞。”

　　对此，关长虹认为，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一个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CFO，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务管理上的变革，而是财务、生产、行政后勤等企业内外方方面面的变革，其中突出的是人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和老板关系的变化。这一点并不是所有习惯了职业化、制度化体系的外企CFO都能适应的。

　　而对于外企CFO在民营企业水土不服的问题，曹志鸿的看法很乐观，“这种‘一拍两散’的结局，对这个CFO个人可能暂时是个悲剧，但对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却是件好事，因为经过了一次文化冲击，这个企业会有变化，企业家也会慢慢发现究竟什么样的经理人更适合自己企业的发展，或许他会请第二个、第三个，经历几次冲击后，企业家可能就会接受这种文化，企业也会随之成熟、稳健起来。”

　　无论是外企还是欲赴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似乎都更加青睐于来自港台地区、且有外企背景的CFO，对于这个本土财务经理人的普遍困扰，我们特别请教了在内地已经整整工作了20年的来自香港的CIMA（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张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