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财务的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那些教我们财务知识的老师很多都没在企业干过，但这不是这些教师的错，是延续了高中应试教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错，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按德鲁克先生的观点，管理是实践，是干出来的，不是教出来和学出来的。” 一位在10多年前国内首次CPA全国统考中败北的现任外企CFO提及当时大学财会专业的教育能力和衡量标准时至今仍耿耿于怀。

　　“当时国内企业的财务工作基本上就是付款、对账、出报表，”一位有过国企、外企双重背景的CFO回忆道，而那个时候的外企财务部则一般都有比较完整的架构，基本上会分成会计部门、税务部门、资金部门、财务分析部门和内部控制部门等多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下面还会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在这个体系里你可以学到很多，这在当时学校和本土企业中是不可能学到的。”

　　关长虹的职业经历就堪称“与时俱进”的范例。1989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会计专业，作为该校首届会计系的毕业生，在本土企业行将从核算型财务向管理型财务转变之际，迅速成为抢手的“热饽饽”。毕业时被分配在中科院某事业单位的下属公司，工作不到一年，二十三四岁的关长虹即被任命为财务部长。“那时候，我们的学历、知识结构和职业能力是市场化的企业非常稀缺的。”而对于个人而言，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和体现自我价值成了那一代年轻人“下海”的主要动力。“毕业时我在事业单位的同学工资大概是70元，但是在企业里能达到200元，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外企可以拿到500元，还有不错的学习和提升机会，这对当时年轻人的诱惑是很大的。”

　　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从整体来看跨国公司已经从当初在华全力扩张策略，转向理性地关注成本。而眼下本土企业中的龙头，无论是企业发展前景、薪资福利待遇，还是管理水平都已经“和国际接轨”了。“如果能在百度做CFO，为什么不呢？”资深特许公认会计师（FCCA）北京金沙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敖焱杰坦言，敖焱杰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先后任职于联合利华、SAP等知名外企。

　　“以我所了解的行业而言，中国大陆的民营和股份制企业近年来无论是产品、服务还是业务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无论从薪酬的角度还是从机会的角度，都可以和跨国公司一争短长。”关长虹深有感触地说。

　　从职业经理人的层面而言，如今外企能提供的平台已今非昔比了。李艳春从宝洁跳槽到壳牌之际，正值壳牌组建中国公司，“我经历了整个过程，当时的挑战非常大，也非常锻炼人。作为成熟的跨国公司，虽然壳牌在全球有着完备的业务拓展体系和做法，但毕竟中国是个全新而特别的市场，这就给当时的本土经理人很多机会，但现在体系搭建已经完成，架构也已经相对稳定。”

　　“虽然近年来，随着本土企业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的加强，来自中国本土的财务高管的地位和总部对他们的看法都在发生转变，但现实是，只有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足够大之后，本土的财务高管才有可能问鼎全球CFO的职位，毕竟对于任何一家跨国机构来讲，来自一个不重要市场的CFO 是很少有机会成为全球CFO 的。”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咨询机构——美世（mercer）亚洲区高管薪酬总监郑伟博士说。

　　实际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CFO职位对于绝大多数本土职业经理人目前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即便是中国区或者大中国区、亚太区的财务高管也基本上被来自港台地区的职业经理人出任。

　　就像前外企高管俞雷在其所著的畅销书《逃离外企》中所言，“外企的每个人都是系统主导下的人，与系统相比，人是次要的，比自由和自主创新更重要的是各司其职与忠于职守。”